ShoelessCai评注

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厉以宁去世，使得目前勉强跻身入创业者的笔者也开始重启“生命倒数”。这在前几年万众创新的年代几乎是家常便饭，随着原来一起聚会的伙伴成家的成家，就业的就业，浩浩荡荡的创业族，变成资本眼下的工作给力者，相较于机械化大生产那种无脑操作的员工不知道溢价有多少。身边伙伴纷纷就业、纷纷成家。这个“生命倒数”，就不那么容易被提起了。

撇去“左倾”错误不谈，生命倒数对于一部分人是很有用的。

此文作于2022年7月，读起来更有些感觉。对于其师赵廼抟（nai3 tuan2）、其友周炳琳都有不同笔墨的描写。

原文转载

[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著名经济学家、教 育家厉以宁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厉以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祖籍江苏仪 征。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 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 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院长。生前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本文原载于《财新周刊》2022年第25期，财新mini重发旧文，以此怀念厉以宁先生。——编者]

一

燕东园29号楼，楼上楼下，住着两户人家，赵廼抟、骆涵素夫妇住在楼上。这是当年很少 见的一对一年四季都身着中式服装的老人。记忆里的赵廼抟长须冉冉，布衣长袍，连鞋子的式 样也是软软的布面老头鞋。自从上世纪4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教书，当时刚50岁的赵廼 抟就是这样的打扮，气度不凡，雍容儒雅，显出典型的中国学人风范。他的妻子骆涵素，身材娇小，也是一袭旗袍，还喜欢系一条方丝巾。

赵廼抟属于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批“海归”。1922年，他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毕业，旋 即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攻读经济理论，1924年获硕士学位，1929年获博士学位。 他师从经济学家塞利格曼，博士论文研究英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理查德·琼斯。现在被全 世界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制度经济学”这个术语，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

夫人骆涵素随夫留洋，1929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营养学专业自然科学硕 士学位，后成为中国为数极少的第一代营养学家。1947年，她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担任 家政系、保育系主任；教育系成立之后，她继续从教，主讲学前儿童营养学、学校卫生学等，并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学校卫生教研组。

赵廼抟于1930年携妻儿回国，次年应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教授。回望他的一生，在 北大经济系执教55年，其中18年担任系主任。他回国这一年，后来被他称为“关门弟子，走读学生”的厉以宁，在江苏南京出生。

1952年院系调整前，北大仍位于京师大学堂创办的地址，即沙滩后街原和嘉公主府（四 公主府）。沙滩校区有一座法学院大楼，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三个系都在这里办公。楼内 还有一个法学院图书阅览室，在这座素来以教师借阅为主的阅览室，21岁的厉以宁与54岁的 赵廼抟相遇。当时，赵廼抟刚从广西参加土改回京，在这间阅览室见到了也是常客的厉以宁， 并对这位勤奋的年轻人产生了好奇。赵廼抟问：你是几年级的？厉回答：一年级下学期。那 天，他刚好读的是一本英文的西欧经济史，一边读一边把书中的资料摘录在笔记本上。赵廼抟 看了很感兴趣，说：“周炳琳教授是研究西欧经济史的，以后我请他指点指点你。”他还说：“我家里书很多，有些书这里没有，你可以到我家里去看看。”

那时的教授真是没有架子，不仅毛遂自荐，还自作主张地把自己信赖的同行朋友推荐给晚 辈。两位中国顶流经济学者如此“好为人师”，成就了厉以宁辉煌的学术人生。他说：“两老对我的培养扶植，使我一生受益，终生难忘。”他们的关系，不是师生，胜似师生。

二

这个邀请在老北大迁到西郊燕园以后实现了。1952年，赵廼抟夫妇从老北大宿舍中老胡同搬进燕东园29号小楼。他的楼下便住着周炳琳、魏璧夫妇。

这也是一对不显山不露水、深居简出的老人。与赵廼抟一样，周炳琳也是经济学同门，也 是海归，而且是校友，当赵廼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周炳琳已经获得了硕士学位。所不同的是，赵廼抟一生钻研学术，而周炳琳曾一度从政。

1919年，他曾与邓中夏、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创办《国民》杂志，发起成立了北大平民教 育演讲团，成为传播新文化运动的先声；他是那场著名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并带头冲进赵 家楼，被称为五四运动的“健将”；他曾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和成立，协助李大钊编辑会 刊《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英才辈出，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他还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积极分子。

1920年7月，李大钊、邓中夏参加的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年会，主要内容是欢送周炳琳等 会员出国留学。经蔡元培校长选拔，周炳琳得到穆藕初奖学金的资助，他将与段锡朋、罗家 伦、康白情、王敬熙等五人赴美留学。当时，有人把这五人出国深造，与清末考察宪政的“五 大臣”相比拟。194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饭店宴请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的民主人士，站在门厅与周炳琳握手时，甚至风趣地说：“你就是当年的‘五大臣’呀！”

在哥伦比亚大学修完经济学，周炳琳又去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巴黎大学和柏林大学等 著名学府研修政治学与法学。经过欧风美雨，1925年周炳琳学成归国。他最终并未沿着年轻时的道路成为一名社会主义革命者，而是怀抱宪政民主的理想，走上另外一条书生救国之路。

经革命领路人李大钊介绍，周炳琳加入了国民党，尝试“由参加政府而寻求新中国底希 望”，在国民党担任过中央党部干事，参加过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应邀为《中央 日报》撰写过社论，出任过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长，并作为浙江省六名代表之 一出席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因无法接受屡起党争，他放弃了从政之路，返回 校园任教。从193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其间历经西南联大，迁回北平，一直主持北大法学院的院务，直至1949年秋他主动请辞。此后，周炳琳与许多学者一样，历经政治风雨，但一直没离开北大，没离开课堂。

无法想象，没有周炳琳的弃政从教，厉以宁的学术道路会是怎样的。

1952年冬季的一天，他来到燕东园29号小楼，进门，上二楼，来到赵廼抟的书房。赵廼 抟告诉他，“我已经向周先生提到你了，说有一个学生对西欧经济史很感兴趣，周先生说让他 来找我吧。今天周先生在家，你去他家看看他，他会指教你的。”于是，厉以宁下到一楼，周 炳琳和师母魏璧先生都在。周炳琳问厉以宁，对什么问题最感兴趣，厉回答：一直想研究西欧 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周炳琳很高兴，“现在的大学生对经济史感兴趣的人不多了。”

从此，厉以宁成为燕东园29号的常客。从1952年冬天到1955年夏天，经常出入这栋小楼，楼上赵家，楼下周家，熟门熟路。

三

两位先生家藏书颇丰，有些英文书是北大图书馆没有的。厉以宁常在他们家中借阅，向他 们请教。他后来多次表示：这些书籍对我打下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基础是非常有用的。我常想，在大学阶段如果能比较扎实地打好基础，对今后的影响，时间过去越久，越能有较深的体会。

1955年，厉以宁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留校担任资料员，但编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经 济学说史教研室。分配的任务是作为周炳琳教授的助手，帮助他整理、收集外国经济史的资料。这样，就有了更多机会同周炳琳在一起了。

分配工作后，厉以宁第一次登门拜访，周炳琳十分高兴，给了他两个建议：第一，翻译一 些苏联学者论述西欧经济史的资料；第二，把北大图书馆内所藏的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史杂志 《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历年刊载的经济史论文一一编写内容摘要。周炳琳说：如果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经 济学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研究，工业化会走弯路。“这不仅对大家有好处，对你自己也很有好处。”

厉以宁说：“这两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的研究和学习。”也开启了他进入西欧经济史这一学术领域的道路。

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厉以宁借到了苏联学者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 代）》一书，读后感到这部书如果翻译成中文，一定有助于当时国内缺少外国经济史参考书的 教师和学生。于是，他先把书的目录译出来，送给周炳琳看，周炳琳觉得可以翻译此书，于是将其列入了教研室的工作计划。

厉以宁每译完一章，就誊清交给周炳琳审阅。周炳琳仔细阅读，哪些译名需要斟酌，他都 标上记号，和厉以宁商量。尤其是有关法兰克王国封建土地关系的术语译名，他都再三推敲。 周炳琳的法语很好，但依然十分谦虚，总是说“供你参考”。对于法国波旁王朝的社会性经济 变更，他提了不少看法，这些都是他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厉以宁始终记得当时他的一句插 话：“现在对法国大革命中群众行为的评价似乎过头了。”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句，却令人深思。只可惜，那时的厉以宁还太年轻，直到许多年之后，才对周炳琳的这句话有了深刻理解。

在波梁斯基的《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中，有整整一章是讲述拜占庭经济史的。 周炳琳审阅后说：“这一章的内容很有意思，我要细细读。”把稿子还给厉以宁时，他说：“苏联学者对拜占庭的研究比较深入。你知道吗？俄罗斯一直以第三罗马自居，罗马是第一罗 马，君士坦丁堡或拜占庭是第二罗马，俄罗斯自称是第三罗马。要了解俄罗斯，离不开对拜占 庭的了解。”从那时起，厉以宁开始对拜占庭历史以及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一直有浓厚的兴趣。

这本书全书40万字，厉以宁一个人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完成译稿，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 版。稿费归学校，给了厉以宁约20%作为劳务费。此后，他结婚、安家，把外祖母、母亲和弟弟厉以平从武汉接到北京来住，全靠的是这笔劳务费。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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