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获得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诺奖官方对戈尔丁的贡献描述为：“过去一百年，在许多高收入国家，职业女性的比例增加了两倍。这是现代劳动力市场最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之一，但性别差异仍然很大。20 世纪 80 年代，克劳迪娅·戈尔丁首次采用综合方法来解释这些差异的根源。她的研究让我们对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历史和当代角色有了新的、而且往往令人惊讶的认识。”
戈尔丁关于女性职业发展的代表作是《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Career and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在这本书中，她按照“家庭”和“事业”在女性生命周期中扮演的角色，把不同年代拥有本科学历的女性分为五组。最早的一组女性出生于19世纪末，最晚的一组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更年轻的一代还没过生育年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情况，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具体分组如下：
第一组女性最早追溯到100年前，毕业于1900-1919年（出生于1878-1897），她们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在未生育的女性中，绝大部分曾经参加工作，而有生育的女性则很少就业。
第二组女性在1920-1945年间大学毕业（出生于1898-1923）。这一组女性很多是一开始会参加工作，但当组建了家庭后则会退出劳动力市场。
第三组女性在1956-1965年间大学毕业（出生于1924-1943）。这一组女性是事业与家庭齐头并进，并且很多女性即使在养育孩子期间会暂停就业，但在子女长大之后，依然会重返就业市场。
第四组女性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学毕业（出生于1944-1957）。这一组女性的特点是对事业的重视程度超过家庭。
第五组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大学毕业（出生于1958-1978）。这组女性汲取了第四组女性过于重视事业而错失家庭的教训，力求兼顾事业和家庭。
戈尔丁在书中描述了100多年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从事业或家庭的二选一到两者兼顾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的职业需求从体力到脑力劳动的过渡，以及避孕药的出现使得女性有了推迟婚姻和生育的选择。
尽管高知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的能力越来越强，她们的收入和事业成就仍然明显落后于男性。戈尔丁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贪婪的工作”（Greedy Work）安排，而非职场上的性别歧视。
“贪婪的工作”描绘了这样一种现象：愿意全天候和在办公室随叫随到的员工会获得丰厚回报。这些回报往往与投入的时间不成比例。多投入一倍的时间，收益却远远超过一倍。而无法在工作上投入额外时间的人，其工资也会不成比例地缩水。
如果一个人有孩子要照料或其他家庭责任要负担，就很难在工作上随叫随到。而有孩子的女性，就需要重新选择在时间上要求较低的职位，因此，即使按小时计算薪酬，所得的工资和那些“贪婪的工作”相比，也会更低。
在这本书中，戈尔丁写道：“如果女性不为家庭随时待命，她们自然可以从事时间长、报酬高、时间安排不可预测、晚上随叫随到、周末偶尔加班的工作，事实上，很多女性已经身体力行。对于刚毕业的女性大学生和家庭负担较少的女性，选择时间长、要求高的工作未尝不可。可一旦宝宝降生，优先事项就会改变。基本的照护非常耗时，并且女性突然要为家庭随时待命了。为了给家人提供更多方便，她们必须减少对雇主和客户的服务。于是，她们往往减少工作时间，或者选择灵活性更高的工作，但收入要少得多。随着孩子长大和日益独立，这些责任会减少，而在这些时期，女性的收入相对于男性确实有所增长。但其他家庭需求往往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出现，慢慢取代孩子减少的需求。”
戈尔丁等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女性未生育之前与男性的工资差距很小，但生育之后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差距立即拉大。这通常被称为是“母职惩罚”。由于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照顾子女的责任，使得女性在生育后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都变得困难。
中国也有类似的研究。2021年7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一项研究表明，对中等收入家庭来说，从就业情况来看，在控制个人人力资本特征、所在省份和家庭特征等变量后，在妻子一方，孩子数量与妻子就业几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而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不显著。就妻子而言，与没有孩子相比，有一个孩子使得其就业几率下降约6.6%；而有两个孩子，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与一孩状态相比）。
具体到孩子数对母亲工资的影响，既往研究给出了数据。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使用CHNS（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1993、1997、2000、2004、2006 年的调查数据，发现与没有孩子的女性相比，一孩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7%，二孩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16.8%。
此外，从家庭收入来看，该研究发现，有一孩的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有二孩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那么，如何缩小男女在职场上的收入差距？
戈尔丁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降低工作的“贪性”，如果贪婪的工作不那么贪婪，而灵活的工作更有效率，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生活和工作会更加平衡，就业市场上也会有更好的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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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家庭还是事业——从诺奖看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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